Serendipity Supporting tag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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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 AHA 大会上的一个演讲的整理稿，与现场演讲相比，稍为补充了一点点背景资料，以及稍为调整了顺序，以方便阅读。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文章中的超链接，都是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城市·迷宫
2014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工作。周末的时候，经常会到市区的各个角落去游走，通常是漫无目的的游走。走得多了，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
比如，这是在香港中环看到的一个标识牌，它介绍的是中环这个地方的历史。大家今天看中环觉得它很光鲜亮丽，但一百多年前，这里就是一片荒芜之地，后来慢慢有人在这边盖起了寮屋，发展起了市集，再经过很多年之后，才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中环。
还有这是深水埗，香港最穷的一个区，但60年代的时候，这里是香港文化最发达的地方，像国学大师钱穆就是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还有著名的填词人黄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这些历史的印记迄今都留在这片土地上，只是没有合适的工具的话，我们很难知道。
还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城市声音探索之旅。我们每个人带着耳机，在香港一个旧区土瓜湾那里漫游。耳机里传来录制好的跟街坊的对话，街坊讲述这里的历史，当年的屠宰场，观音庙的故事，还有各种马路的声音、车房的声音、小伙子玩耍的声音。走在马路上，感觉穿越了时光，去到了另外一个年代的香港。
城市漫游者
19世纪爱迪生发明电灯之后，人们发现，晚上他们也可以出来马路上晃了，而且夜的幽静更增加了游荡的趣味。更有像波德莱尔这样的文人写东西来描述这样的一群喜欢在城市里漫游，寻找城市角落之乐趣的人。这样的人有一个名字，叫 flaneur，中文大概意思是城市漫游者。生活在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就是这样一位城市漫游者。他每天吃了晚饭后，就会到伦敦街头去散步，有时候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他把在路上看到的各种风景和故事写进了他的小说。也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通过他的小说重新想像当年伦敦市井百姓的生活。
到了互联网的年代，更有人开发了专门的手机app，帮助人们在城市里进行深度漫游。这个叫 Derive 的app就是其中一款，据说还有人因为用这个app而相遇、恋爱并且结婚了。
当我们决定开始探索，不那么铁定要从A去到B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机会从A去到X。
把找路的能力让渡给算法？
每天你拿出手机，打开某个地图软件的时候，你在那一刻把信任交给了地图提供商。在这个智能手机以及4G网络越来越普及的年代，这样的依赖（信赖？）只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科学家做过研究，了解伦敦出租车司机为何能够记得住那么多的伦敦街道还有餐馆。他们发现，这是长期训练的结果。而当这些出租车司机不再开出租车之后，这样的记忆很快就会淡化。
我们人之所以能够在城市里找到方向，跟我们大脑里的两种细胞有关系，分别是 grid cells 和 place cells。发现这两种细胞的科学家前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奖。Grid cells 使得我们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拓扑网络当中的什么相对位置，而 place cells 则告诉我们自己身处的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历史中，我们一直依赖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感官来辨识自己的位置，在大自然和在城市里找到方向。而随着我们逐渐把方向定位的任务转交给我们手中的工具之后，这样的能力正在减弱。哈佛大学一位物理学家 John Edward Huth 还写了一本书，叫 The Lost Art of Finding Our Way，来讲述这样的变化。
你要优化什么？
当我们急着赶路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地图软件来帮助我们快速定位；而当我们更渴望去发现身边的美好时，我们更需要的是张开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每次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都只能优化某一个指标。大多数时候，我们会选择效率作为优化的目标。并且大多数时候这样做是对的。我们需要效率的提高，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假如我们只懂得优化效率（optimise for efficiency），却忘却别的指标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错过很多生活的美好。
举个例子。你第一次去到香港旅行，你希望更多了解香港的风土人情。这时候你打开手机上的地图软件，直接输入你从旅游手册那里了解到的一些景点的名字，然后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怎么坐车去到那个地方，并且绝对是最为便捷的路径。但也许那不是最适合你的。旅途上最重要的发现，其实永远都不是来自旅游手册，它来自你的眼睛和其他身体的感官。这时候，你也许需要的是一个帮助你发现身边有趣的风物的地图软件，它不会告诉你从A点到B点的最便捷的路径，它可能会让你走很多弯路，在充满时光烙印的小巷子里头穿梭，一路上会遇到小贩、菜市场、车房、码头，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一路充满了发现。这时候你就是在优化你沿路的发现（optimise for discovery），你不需要很高的效率，但你会非常享受发现的过程。
意外发现之美
大多数让我们觉得惊艳的发现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英文里有一个单词叫 serendipity，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荷兰研究者 Pek van Andel 是研究 serendipity 的一位学者，他1994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论文，介绍 serendipity 之来源、历史、范畴、传统、模式以及是否可程序化。文章有点学术，但对于 serendipity 这一现象的总结极为到位，感兴趣的话最好找原文读一读。
这里我只是想以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serendipity 之妙。
第一个例子是，People Analytics 这本书里有一个章节专门讲到了 serendipity 之于公司创造力的意义。作者认为，好的公司都应该有一个好的茶水间，因为人们通常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很难会遇到别人，而喝水的时候通常会比较放松，这时候假如公司的茶水间设计得还不错的话，大家会更容易在那里呆久一点，于是不经意间就会碰到了别的组的同事，有时候一些有趣的合作就是这样开始的。
另外一个例子更为简单。有一个叫 Terra Incognita 的 Chrome 浏览器插件，你装上这个插件之后，每次打开新的浏览页面，都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城市，画面左手边是该城市的地图，画面右手边是跟那个城市相关的几条新闻。这是一种成本极为低廉，却能让自己更多地接触世界地理的方法！
Serendipity 之于科学发现的意义则更大了，这里就不详细展开讲了。
创造意外发现
发现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一些条件。法国生物学家 Louis Pasteur 说，幸运钟爱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广为流传，但它其实是一种比较消极的看法。物理学家 Eric Bonabeau 认为，我们可以变得更为主动更为积极，去创造条件，让我们可以更容易得到意外发现。
Eric Bonabeau 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里提到了意外发现的两种方法：
其一，是模仿生物界，创造出许多的世代，并且引入变异的机制，使得你可以有很多的变种供选择，这样只要你有眼光，就能很容易从中发现好的东西。
其二，即所谓的 cut and paste 策略，就是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拉丁美洲小说家 Julio Cortazar 写的《跳房子》就是这样一个策略的集大成者。有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
人工智能研究者 Kenneth Stanley 则通过电脑模拟，提出了 novelty search 这个算法。他做了一个网站，叫 PicBreeder.org，那个网站非常有趣，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从一个最简单的图案，例如三角形，开始实施变异的操作。过了许许多多次变异之后，你可能会得到一个类似蝴蝶、汽车、狼等等让你意想不到的图案。而且你的变异是基于其他人变异出来的结果之上进行的。没有人能够事先预测到最后可以变出什么东西，但 Kenneth Stanley 说，只要我们每次都选择一个新的变种，最后都会出现一些让我们惊喜的图案。他的研究论文可以看这里，他后来还写了一本书，叫 Why Greatness Cannot Be Planned，也可以一读。另外也推荐 Kenneth Stanley 的这个演讲，他把 novelty search 讲得非常清楚，而且观众问答环节也极为精彩。
Cornell 数学系的 Steven Strogatz 前几年则做了一个数学模型，尝试去理解新东西出现的规律。他发现，新事物往往是在所谓的 adjacent possible 的环境下更容易出现。Adjacent possible 是最初由生物学家 Stuart Kauffman 提出的一个概念，后来畅销书作者 Steven Johnson 在他写的 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 里也有提到。Strogatz 的论文很有趣，可以在这里下载。
你会优化什么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带出一个问题，当我们的生活可以因为各种手机应用而变得越来越方便的时候，我们是越来越多依赖于算法来指引我们的生活。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了解这些算法。更多时候，我们是这些算法的奴隶。
大公司为了赚钱，它的算法会优先考虑效率的问题，在很多时候，这确实也是你想要的。但大公司很少会考虑如何帮助你去发现新事物这个问题，但这对于提升你的生活品质其实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假如你是程序员或产品经理，你会如何选择你的优化目标？
假如你是普通用户，你如何让自己意识到这些算法的偏见，并且找到自己的办法，创造更多意外发现的可能性？
你会优化效率，还是发现？